當前，城市最重要的教育、醫(yī)療和公共交通基本上掌握在政府手中，政府壟斷這些服務，造成這樣幾個問題：一是供給的不足，政府對市場需求的反應往往是滯后的，缺少超前規(guī)劃的眼光;二是質量很低，如公立的教育服務，缺乏市場競爭的壓力之后，沒有了改善服務的動力;三是配置不當，掌握財政資源的政府部門考慮的往往不是如何將資源更優(yōu)地配置(其實也是做不到的)，而是如何方便集中管理，這就是為什么政府喜歡在城市中建幾所現(xiàn)代化的醫(yī)院，建一兩所大型的圖書館，而很少把資金投向社區(qū)性的醫(yī)院和社區(qū)圖書館，所以，大醫(yī)院人滿為患、看病難，以及社區(qū)性的圖書館在國內絕多數(shù)城市中幾乎連影子都看不見。

　　有一個極為常見的謬見是社會性服務應該由政府提供，如由私人供給，那么會產生“市場失靈”，因此他們把“社會服務”稱為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“公共產品”。但我們須知，醫(yī)療、教育和交通等等“公共產品”和任何其他的服務在性質上沒有任何的不同，如其他的服務(如餐飲)可以由私人供給，那么這些服務也是可以由私人供給的。其實我們是很難區(qū)分什么服務應該是私人服務，什么服務應該是公共服務的，比如住房，有政府提供的經(jīng)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等等，這時它有“公共品”的性質，如是私人購房或租房，那就是私人品了，沒有理由認為政府提供公共品一定比居民自己購買私人品更優(yōu)。

　　私人提供社會服務的一個好處是“支出”和“得到的服務”相對應，即個人有多少的支出，就會得到多少的服務，比如醫(yī)療和教育這些服務，城市居民可以直接向私人生產者購買，而交通服務根據(jù)占用道路的多寡，向道路的所有者或私人代理人繳納費用。在私人供給社會服務的模式中，私人和社會服務的供給者之間是合約關系，因此，也是對等和平等的關系，這也意味著他們之間法律關系的確立，這是法治社會的基礎。

　　而政府通過稅收提供社會服務卻是強制性的，是對契約關系的排斥，政府提供的服務再差，居民都要接受，沒有選擇。還有，政府和居民之間不是一種“市場化”的關系。由于稅收是強制性的，我可能并不需要那樣的服務，但卻被迫地為之繳納了稅。由于政府具有這種強制的權力，政府往往不會因為它有多少財政收入而辦多少事，而是想辦多少事就征多少稅，這就導致稅負越來越高。還有，稅收雖然也是“公共服務的價格”，但這個“價格”是一個“整體性的”價格，而不是針對某一服務的“價格”，因此，也就不能反映市場供需的變化。再則，稅收作為價格是很模糊的，不透明的，如間接稅就是這樣。還要指出的是，并不是政府投的錢多，創(chuàng)造出的社會服務就多，比如醫(yī)療服務，就是很明顯的例子，政府投了很多錢，但仍很缺乏，而利用市場化的手段，卻不需要政府投入一分錢就能不斷地生產出需要的服務來。因此，社會服務供給的多寡和財政投入并無直接聯(lián)系。

　　“公共服務均等化”是幻覺

　　在城市中確實存在嚴重的“公共”服務不均現(xiàn)象，如公務員，特別是官員享受的“公共”服務要遠高于農民工，這當然是社會不公正的體現(xiàn)，但消除這種現(xiàn)象的手段不是把大家享有的社會服務都扯平，這是不可能的

　　既然是私人提供社會服務，就不會有服務的“均等化”：付的錢多，得到的服務就越多。當前，在城市中確實存在嚴重的“公共”服務不均現(xiàn)象，如公務員，特別是官員享受的“公共”服務要遠高于農民工，這當然是社會不公正的體現(xiàn)，但消除這種現(xiàn)象的手段不是把大家享有的社會服務都扯平，這是不可能的，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，不同人享有的社會服務(某種意義上就是私人服務)肯定是不同的，取決于其收入水平，即消費能力和購買的意愿。

　　解決這個問題的正確途徑是打破身份的歧視，使不同的人不因為其身份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社會服務，換句話說，不能按照身份的不同來分配社會服務，不能用身份來交換服務。但更為準確的表述是根本就不應該有這樣的分配主體，因為如存在這樣的分配主體，并讓它履行“均等化”的職責，則意味著給予這一主體很大的權力，那么社會服務的市場供給將受到很大的威脅，所有上述社會服務市場化供給的好處將不復存在。

　　城市是自發(fā)形成的，最初是由于市場的出現(xiàn)而出現(xiàn)，這也許是“城市”一詞的由來，但現(xiàn)在，城市也是權力部門的聚集地，城市離“市”似乎越來越遠。不同的城市，如果是走市場道路，那就會有不同的模式，不同的城市之間將會有制度的競爭。但現(xiàn)在，在政府主導，政府壟斷社會服務的情況下，不同的城市其實都只有一個模式，城市生活也就變得乏味無趣。我們應該恢復城市化的本意，讓城市回歸“市”的性質.